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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von Botschafter Clauss mit Caijing (Chinesisch)

15.03.2018 - Artikel

原标题:组阁完成德国政府步入正轨,中德关系下一步如何推动 ——专访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

在花了171天与其他政党谈判后,默克尔再次连任总理,正式领导与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让原本担心德国内政变化可能牵连欧盟稳定的全球社会暗松一口气,也让德国与包括中国在内国家的交往日程重新回到确认轨道。

今年除了双方高层持续密切交流,德国总统也可能造访中国。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日前接受《财经》专访,剖析中德两国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财经》:德国在去年9月国会大选后,经历将近六个月才组成联邦政府。外界一度认为将需要重新投票。政治不确定在德国相对少见,应该如何解读这样的发展?

柯慕贤: 我们花了比以往更长的时间组阁,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政治体系不稳定,而是因为政治情况相对复杂,联邦议会出现更多党派。

德国历史上,我们曾出现过(党派)共识高的时期,分歧少,但也有时期存在不同意见,需要寻求共识,现在就处在这样的阶段。对某些重大政治问题持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例如难民问题和欧盟今后发展方向等问题。

我们已再次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这体现出德国的政策连续性,无论在经济政策、内政和外交政策上。

我相信在新的联合政府眼中,欧盟会是优先施政重点,主要聚焦促进欧盟一体化进程。当然,对华关系也将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对德国、欧盟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都在增加。

《财经》:新政府对中德关系会持什么态度?中德关系对新政府的意义又是什么?

柯慕贤:首先,中国是德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2016年中国首度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7年再度蝉联,双边贸易和投资额都在迅速增长;在政治上,中国对我们也日益重要。我们对中国的兴趣也反映在以下事实:联邦总理每年都要到中国访问,总统两年前访问过,新总统今年也有望访华。

德国在对华政策上会着手哪些议题,主要反映在联合政府协议中。当下主要问题是市场准入,在此议题上,我们暂未看到进展,一些方面似乎出现了保护主义的趋势,新一届大联合政府的重要目标是寻求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这将是优先政策。还有另一个重要议题是一带一路倡议。我们认为它会带来很多机遇,但希望整个欧盟对此能形成一致立场,因为我们要平等地跟中国进行谈判,遵守透明原则和遵循国际标准,很重要。

《财经》:欧盟近来试图整合对中国的政策引发许多讨论,你认为可能达成一致吗?

柯慕贤:我们在欧盟内部也正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德国加布里尔外长在内的一些政治家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战略目标,欧盟是否应该提出一个共同立场。这当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越来越多欧盟成员国认识到,在外交关系,也包括对华关系上,更常用一个声音发言,符合各方利益。

《财经》:欧洲出现主张对中国投资出台严格的规范条例的声音,你认为这是需要的吗?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机制?

柯慕贤: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是安全的,我们是法治国家,对私人企业和财产都有保护。

目前欧洲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是否继续允许企业想在哪里投资都可以、想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但这不仅针对中国企业,也涉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其他外国企业。欧盟和德国想继续保持开放,德国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这明显反映在OECD的相关指标上。

你指的可能是两年前开始的讨论,中国仍有很多行业要求外资投资需通过合资企业形式,另外不少领域也限制外资投资,这种背景下,欧洲也出现了这种讨论:是否应在欧洲出台对等安排,比如讨论过是否启动某种对外资审核机制,是否加强规范海外投资,对当下情况进行限制,避免其影响国家安全。

不过,对是否要启动投资审查机制,欧盟尚未形成立场,接下来的讨论走向,可能与中国之前提出的承诺相关。

《财经》:二月底吉利对戴姆勒的收购引起很大关注,德国政府如何看待类似的收购?

柯慕贤:对戴姆勒的收购不涉及国家安全,政府也不会审查吉利的投资,在政治层面这不是问题。

《财经》:德国对经济发展提出工业4.0,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德国如何看待未来双方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柯慕贤:首先德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非常好,尤其在机械制造和高新技术领域,另一方面,这也使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下降,竞争局面越来越大。

但竞争不是坏事,公平的竞争对德国也不是问题。对于中国制造2025,德国企业确实有一定忧虑,比如在自主知识产权方面,可能导致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前途暗淡,高铁建设行业即如此。如果政府能给出明确信号,表明中国制造2025并非排除外国企业,这将有助于消除外资企业的疑虑。从技术合作看来,中国2025和工业4.0能有很好的合作,中德原本就是理想的伙伴,尤其在产业的数字化和经济现代化上。

《财经》: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双方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领》,2016年6月中德也达成协议决定举办网络数据协商对话,目前在这两方面的合作是什么情况?

柯慕贤:中德在工业4.0下已有一些合作,但我们认为可以做的更多。《网络安全法》会对合作产生影响,我们理解为什么中方需要提出《网络安全法》,不过由于法律条款措辞比较模糊宽泛,一些企业对自己的知识产权安全感到担心,商业机密能否受到保障,是否需要向国家有关部门开放等,因为企业担心是否变成了向竞争对手开放。

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阐明,《网络安全法》实施后,商业机密还是安全的,这个法律并不是为某一个工业政策服务,这将为进一步合作奠定更好的基础。我们讨论了三年,期待得到答案。对于网络事务磋商机制,我预期很快将举行第一次会议。两国的政治日程导致磋商有些延迟,中国召开十九大、两会,德国举行选举和组阁,但两会后中国新一届政府就任,德国新政府也组成后,对话机制有望加快形成。我个人对此十分乐观。

《财经》:你在中国任职将近五年,对当代中国形成什么印象?

柯慕贤:我在中国四年半看到很多变化,我到省级政府访问,看到中央指令对地方的影响很直接,反应迅速。我利用过去四年半几乎访问了中国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深深感受到中国巨大的经济活力。

不久前我在深圳参观几个初创企业,包括参观估值达数十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我去西安看到中国古代辉煌的历史和丝绸之路;在南京,看到当代历史,南京的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让我个人印象特别深刻,尤其是因为我来自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大屠杀历史罪责的国家。

我和其他大使不太相同,我在担任这个职位前没有来过中国,我的工作也和中国没太多关系,所以我持开放的态度,没有既定看法。

不过,我确实发现外面对中国有些成见是与事实不符的,例如,有些人认为中国人思想千篇一律,但我的印象是十四亿中国人是十四亿独立的个体思想;另外有成见认为,中国人不会创新,但我了解到的正好相反,中国人的创新力非常强,而且速度非常快,外国企业不应认为自己能坐享技术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