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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改革开放第五个十年的德中关系 - 大使葛策博士3月28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葛策大使的讲话

葛策大使的讲话, © 北京大学海外传播办公室

2019.04.01 - 文章

-----以现场发言为准-------

尊敬的黄燎宇教授,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要感谢黄教授的开场介绍和对我个人的溢美之词。

历史

  您刚刚提到我攻读历史学的经历,我自己其实也不打算立刻就言及当下,而是想从德中关系的历史谈起。这么做,也是因为在过去40年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德企在华的大规模投资和积极作为为两国当前的紧密合作打下了基础。

  当然,德中两国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恰在400年前,也就是1619年,科隆人汤若望以德国科学家和传教士的身份踏上了澳门的土地,并在中国生活至1666年。他曾为明、清两朝效力,官拜清朝钦天监监正。由此可见,德中关系是从科技合作起步的,我很高兴能在中国一所杰出的高等学府着重指出这一事实。还要补充一句,汤若望的一位后人现在仍活跃在中国的艺术领域。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发展和卓越的经济文化成就令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赞叹不已。德国一位重量级的博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曾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科技,并在德国掀起一股中国热潮。

  其结果之一就是,中国的瓷器在当时的德国被视为珍品,运费高昂也要从中国进口。但是,瓷器的生产工艺牢牢掌握在中国手中,欧洲人必须自己从头研发。1708年,约翰·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在为萨克森国王做研究时烧制出瓷器。后者原本雇他来炼制黄金,但波特格尔收获的却是“白色黄金”。位于梅森的德国第一家瓷器作坊在生产瓷器时主要描摹的还是中国的釉彩图案。大家可以看出,中德之间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早有传统。

  德中建立起稳定的联系还是晚些时候,也就是19世纪的事情了。1861年,尽管当时由众多小邦国组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却与清政府签署了《中德通商条约》。1887年柏林大学开设东方语言专业,1889年嘎伯冷兹被该校任命为德国的首位汉学教授。1898年,德意志帝国伙同其他欧洲列强,强迫清王朝承认德国的殖民据点、割让以青岛为首府的“德国胶澳租借地”。

  卫礼贤(1873年-1930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却主要钻研中国的文化。他翻译了中国哲学和文学的诸多巨作,使之在德国扬名。前不久访问青岛的时候,我欣喜地看到,他的著作被礼贤馆妥善收藏,他建立的礼贤书院仍在纪念着他。

  一战结束时,“德国胶澳租借地”被《凡尔赛条约》划给了日本,而不是如愿归还中国。这引发了1919年5月4日的抗议游行。五四运动就是从北大这所学府发起,它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其后不久的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与德意志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中国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二战结束后,德国一分为二,并融入了各自归属的联盟阵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就是西德,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北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成为苏联为首的华约的一员。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大家最清楚不过,起初与莫斯科、而非华盛顿保持着密切联系。

  因此,美中关系需要率先取得突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能随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1972年访华后不久,瓦尔特·谢尔于1972年10月11日在北京与姬鹏飞外长签署了《中德建交公报》。那时,双方关系虽站上新起点,却并非一帆风顺。德国处于分裂状态,欧洲亦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刚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但仍深陷文革动荡。

1978年以来的德中关系

  直到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德中关系才得以取得70年代初还料想不到的巨大飞跃。邓小平和他释放中国活力的政策突然间为两国提供了广阔的合作机会。德国和德国经济界颇具远见地抓住了这一机遇。

  自那以来,两国关系经过40年的历练,涵盖领域广泛、密切程度令人瞩目、政治实质不断提升。它切实发展为伙伴间的友好情谊。德国和欧盟所有伙伴一样遵守一个中国政策。过去三年,中国连续成为德国在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我想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德国则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鉴于不确定因素、国际危机和全球挑战日益增多,我坚信,两国合作将被赋予愈发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关系基于四大支柱:

  1. 定期的高级别政治磋商
  2. 活跃的贸易往来和投资
  3. 环保合作
  4. 文化、教育和科技

  通过频繁的双边互访和多边场合的会谈,两国领导层持续保持对话。就比如,默克尔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天前又在巴黎会面,并深入交换了意见。此外,我们建立起不少固定机制。自2011年起,我们定期召开政府磋商,其规格非常特殊,两国政府各部门的部长每两年会晤一次。我们在众多领域还拥有总共80个对话机制,比如外长间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再比如今年年初刚在北京召开过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之间进行的高级别财金对话。

  我们两国的关系是欧中关系的一部分。欧盟各成员国将诸如贸易政策这样的重要问题交给欧盟来协调处理。欧中关系亦十分紧密,几周后欧盟和中国就将举办峰会。

德国眼中的中国

  为了真正认识彼此,我们必须去理解,双方是从何处走来,双方看待彼此的眼光受到哪些过往经历和自身特殊性的影响。德国背负着国家社会主义的骇人经历。独裁统治下,异见者遭到残忍迫害,欧洲被推向一场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恐怖战争,大屠杀则是犯下不可想象反文明罪行。这一切最终招致国家被毁灭和分裂的苦果。因此,对我们德国人来说,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是我们思想的核心。不论从前,还是现在,我们都要在欧盟与我们的邻国和曾经的敌人紧密团结在一起。自由民主、法治国家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两德的统一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是战败德国在1945年彻底崩盘后的重要任务。

  令德国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基本完成了二战结束后给自己订立的这些目标。欧洲一体化于1957年启动,并一再得到深入和扩展。30年前的1989年,东德民众反对东德政权的和平抗议推翻了柏林墙。1990年,我们才终于完成国家再次统一的重大任务。

  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也经历了极其动荡的历史:外国列强的殖民和侵略、国内的战争和分裂、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饥饿和贫困……最终在过去40年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

  这些不同的经历现在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基于过去30年我与中国的众多交集、特别是最近半年来在北京生活的经历,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与人与人的日常接触中,我们实际上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并没有那么的不同。虽然两国相隔遥远、历史又千差万别,但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相同之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当然,我们对问题的看法不是完全一致,肯定有意见分歧和时不时的争论。那些我们常常看法迥异的艰难议题,我们也为之建立了对话机制,比如人权对话、媒体对话和法治国家对话。正是因为存在分歧,才更有必要相互交流。举例来说,2018年12月,人权对话在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市举行。会谈的重点是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两国在联合国各人权机制中的合作以及一些人权个案。我们希望在所有问题上尽可能与中国坦诚相待、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并且总是愿意倾听中国的观点。

  伴随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升。这在德国和欧洲引发了如何与中国长期相处的讨论。基于欧盟委员会的一项建议,欧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刚刚就这个议题进行了磋商。

  我想代表德国说这么几句:我们非常乐见中国继续稳定地发展,乐见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我们希望并期待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解决地区和国际危机以及维护基于规则的现有多边秩序的全球责任。我们希望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中国密切合作,以便在保护主义抬头之时捍卫过去曾极大惠及我们两国的开放的世界贸易,并通过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加强全球贸易秩序。

我们要与中国共同应对21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并一道制定解决方案。我们只有携手,才能抵抗气候变化的消极后果。抗击环境污染、加强气候保护是德国和欧洲的年轻人,就我所知也是中国年轻人非常关切的事情。在中国,我也感觉到,年轻一代拥有越来越强的生态保护意识。气候保护将全球的年轻人凝聚在一起,他们以此保障自己的未来。

经济

  这些之外,我们希望续写德中经济合作成功史。中国是德国机械全球最大的销售市场。而5200家在华德企则为中国创造了110万个工作岗位。德国企业已在华投资900亿美元,并且未来仍计划加大对华投入力度。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德国当作其在欧盟这个全球最大单一市场施展拳脚的平台。中国经济正在从目前更多靠出口驱动的模式转型至可持续的创新导向型增长模式,刺激国内消费,这对德国经济界意味着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这会产生新的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德国企业将面临新的竞争对手和急速转变的市场环境。因而,企业,也包括德国政府,都急切要求提供公平的投资和竞争环境、对等的市场开放和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德国企业愿意参与竞争,但是他们希望同竞争对手置身同一个游戏场、遵循一样的规则,也就是处于“level playing field”(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看到,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并且非常期盼尽快全面实施这一新法案。

  德国,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今后仍会保持对中国的投资兴趣。相比德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投资环境,我们德国的投资环境要开放很多。德国,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领域实行投资审核制度。但是德国绝不会将中国投资者拒之门外。

  德国在中国也是以汽车闻名。因而,我们推动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也不足为怪。我们的出行方式正在经历转变。自动网联驾驶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德国和中国在这个领域寻求密切合作,并且也已达成相关协议。

文化、教育和科研

  今天我是在一所大学做报告,而不是商会,因而我也不想只谈论经济,在报告的结尾,我想再谈及几个重要的领域,即文化、教育和科研。

  之前同北大领导已经进行了小范围的讨论,我深信,科研对于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成功具有核心意义。自由科研和顺畅的国际交流,这是所有国家,包括我们两国,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条件。中德两国已经通过科研发展创造了很好的基础,使得我们未来也能够继续引领科技发展。这对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两国在科研合作的更小领域中也有数不尽的合作项目。仅北大一所大学就同六所德国知名高校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合作关系。我非常希望,你们大家未来在推动中国科研发展的时候也寻求同德国的合作机会,同我们一道共同把握国际合作中迸发的机遇。

  我也希望你们对德国文化感兴趣。我们正在中国努力宣传和推广德国文化和教育,有一系列的机构致力于此,包括歌德学院、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还有德国考古研究院。

  如果你们能不时阅览歌德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参加在798艺术区歌德学院举办的众多精彩活动,我将会非常欣喜。长远来看,你们可以考虑赴德留学,在德国寻求发展机遇。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机构为你们提供这方面的支持,比如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洪堡基金会。目前德国共有37000名中国留学生,我们很期待这个数字未来能继续增长。

  你们大家都已经是大学生了,但我还是想提下,我们也在努力改善中国中小学的德语语言教育。在培养德语老师、吸引更多学生学习德语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巨量的工作。

  我们计划从我们这方面加强交流,恰恰就是同年轻人相关的交流。我们担忧地看到,过去几年里中国方面更多是在堆砌起另外几座障碍,比如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实行登记制度,并且严密监管,收紧部分外国人居留许可的发放,以及更加严格的互联网监管。我们期盼尽可能顺畅地进行交流,希望能够实施尽可能多的简化和便利措施,以便未来也能顺利开展交流。

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们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建立起很大程度的相互信任和理解。现在的任务是积极热情地建设第5个十年。为此,我首先寄希望于你们,大学生,年轻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壮大致力于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力量,不管是作为商人、科学家,还是作为艺术家、音乐家,亦或是游客。

  当然我们也必须在德国做很多工作,以便不断加深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像德国那样推崇中国现代艺术和电影。

  衷心感谢大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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