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这是欧洲对华政策的指南针。指南针的箭头未来摆向何方，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选择哪条道路。德国新的中国战略把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变化考虑了进去。对我国而言，未来能否正确平衡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一个越来越希望按自身想法塑造世界秩序的全球参与者。中国发生了变化。一系列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取消以后，我希望更详细地了解新领导层的路线，包括政治控制和经济开放的矛盾。

我想在访华期间探讨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气候保护和可再生能源等面向未来的领域扩大双边合作的机遇。我明确认为，我国无意于经济脱钩，这在全球化世界中本来就难以实现，但我国必须更加系统性地考虑并降低单边依赖的风险，即“去风险化”。鉴于每天有50%的全球商业运输经过的台湾海峡可能会出现军事升级的恐怖情景，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在我访华期间，我也将强调欧洲的共同信念，即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是不可接受的，军事升级更不可接受。

我此行的首要议程还包括：我国很重视尽快、永久、公平地结束欧洲家门口的乌克兰战争。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世界和平责任重大。不久前的沙伊复交斡旋表明中国愿意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中国如何运用自己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对整个欧洲和德中关系都有效应。

当然我也会在中国谈普遍人权的保护——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之一，并且要与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领导者的中国商谈，两国如何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危机。

韩国作为亲密盟友坚定地站在德国一边，说明政治上的亲近无法用地理上的远近来衡量。德韩两国共享坚实的民主价值观，还都经历过国家分裂。会谈议题之一是两国都很重视的印太地区稳定，近期朝鲜违反国际法试射导弹，严重威胁了印太稳定，使得韩日这两个德国友邦通过历史性和解走到一起意义尤为重大，因为我们作为盟友的外部力量源于我们作为全球价值观伙伴的内在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