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林到基辅或者乌克兰边境的距离差不多相当于从弗伦斯堡到弗莱堡：约十小时的车程。

　　十个小时的车程，平常开开车就到了。而现在，这十小时的车程却将我们分隔在和平与战争两个世界里。这对我们来说完全不可思议。就在离我们十小时车程的地方、就在欧洲的中心，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侵略战争，一场真实的、近距离的、可怕的战争。

　　当我们在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要拟定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时，不只在座的我们、实际上全世界都很少有人能想象到正在发生的一切：俄罗斯总统向他的邻国发动了战争，破坏了欧洲的和平秩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现在我们的孩子们会在一日三餐时问我们，战火是否会烧到德国，核武器究竟是什么。在德国各地，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为和平、自由和安全而示威游行。

　　我们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或许我们这代人从未真正感受过的渴望：对安全保障的渴望。这是一种发自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希冀我们共同维护的东西能得到保障：即保障我们自由的生活。

　　而保障我们的自由生活正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意义所在。这一保障由三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组成。

　　首先是要保护我们的生命不受侵犯。要防止战争和暴力，防止急迫的、具体的威胁。

　　其次是保护我们自由的生活。这可能也是我们从未认真思索过的问题。自由的生活——在自由中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而现在，在乌克兰，从那些保家卫国的男男女女的勇气中，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坚韧不屈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人誓死捍卫的东西：那就是民主和可以自主决定在自由中生活的权利。

　　第三个要素是保障我们的生存基础。在生存基础被战争摧毁的地方，是没有任何保障可言的。从那些目前被围困的城市，我们也以可怕的方式看到了这一点。同样，众所周知，在那些因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因饥饿、贫困和生活匮乏而引发冲突和苦难的地方，有保障的自由生活的基础也荡然无存。

　　保障我们的生活。保障我们在民主的欧洲所享有的和平与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宗旨。

　　在构建国家安全战略时，我们要着眼于未来，而不是过去。尽管目前正在经历各种可怕的暴行，但我们希望以自信的态度——但同时也本着自我反省并在必要时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打造这一战略。

　　我们希望与联邦政府各部委、与你们——德国联邦议院的同事们并且是不同党派的议员们、以及众多国内外的伙伴们一起，以广泛和共同参与的方式塑造这一进程。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安全政策不仅仅是军事加外交。既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贸易政策都属于安全保障的组成部分，那么：有关安全保障的决定就不单单是外交部或国防部的事，也需要企业、地方当局和大学的参与。

　　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共同参与制定安全战略的进程，对我和外交部而言，这也是外交政策的核心意义所在。我们不仅仅要在各国首都之间、部长们之间，还要在民间展开交流。

　　因为它关乎到人们的安全保障。关乎到我们这里和世界各地每一个人的自由。

　　即我们不仅要把人召集到一起，相互沟通，还要有创新的思维、务实的精神，而非一味地循规蹈矩、照章办事，因为生活本身是现实的。对我、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要愿意倾听他人的关切和需求、他人的观点，陈清而不是回避两难的困境，并且即便根本不同意对方的立场也应该尝试以他人的视角去看一下问题。

　　对我们的安全战略来说，很重要的是：鉴于俄罗斯给我们的和平秩序所带来的严重破坏，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各项指导原则更加清晰地落实到实际政策中。

　　我认为，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

鲜明的立场，

更强的行动力，

以及更加有效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工具。

　　下面谈一下我们的立场：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能保持中立，德国也断然不能。最近几周，谈论我国历史和德国肩负的责任的文章为数不少。我要在这里清楚说明： 是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因为德国在战争和种族灭绝方面负有的罪责，我们确实肩负着一种特殊的责任：那就是义不容辞地站在生命、自由和权利受到威胁的人一边。

　　这里我想再次引用德斯蒙德·图图的一句话：„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况下保持中立，你就选择了压迫者的一边。“

　　此话完全适用于我们与俄罗斯以及与其他危害自由、民主和安全、违反国际规则的威权和独裁政权打交道。

　　即使在数小时内就要做出决定的极其艰难这些天里，我们也不得不一再考虑和提醒自己不要复蹈前辙：即独裁者有好有坏。不，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立场。当然，我们也必须与威权政权对话——在座的很多人多年来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与立场完全相左的人对话。对话是外交的核心。关键是我们不要被迫陷于沉默，不要因为我们在经济或能源上的依赖性而忍气吞声。而是要表明我们的立场，哪怕这么做有困难，哪怕会涉及到诸如目前原油方面的问题或其他各种禁运。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生活我们必须旗帜鲜明。

　　我们还必须具有行动力——这是我想谈的第二点。我们的优势在于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团结就是对普京侵略的共同回应。作为欧盟，即使我们在其他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但这一次我们通过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毅然决然地共同做出了反应，包括在七国集团框架内、在北约框架内以及与世界上许多许多其他国家一起。

　　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标志着地缘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将对欧洲安全产生深远影响。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详尽的安全政策战略。这个建议是德国前段时间提出的。而现在摆在桌上、当然还会修改的这份战略指南必将虑及欧洲大陆新的现实。

　　同时，这场战争再次表明，欧洲的安全取决于北约的集体防御，这点也将写入上述战略指南。因此，战略指南应指导欧盟的安全和防务政策与北约保持一致、相互兼顾，从而巩固和加强跨大西洋联盟中欧洲部分的实力。为此，我们还必须致力于加强欧洲的防务工业。不是简单地将其做„大“，花更多的钱，而是要把它打造得更有效。仅欧盟使用的武器系统数量就是美国的六倍。我们必须克服的是这方面的碎片化现象。

　　在安全政策领域，„加强欧盟“不等于„削弱跨大西洋联盟“。普京的侵略战争向我们表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集体防御的理念。而我们的盟友——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要求我们作为欧洲最大的国民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北约将在夏天推出新的安全战略方案。北约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于 6 月底在马德里通过这一方案。我们已然清楚并正在就此进行讨论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所遵循的„触发集体响应“机制——即通过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驻扎最低限度的兵力以表明对一个北约国家的攻击即是对所有北约盟国的攻击——若拘于现有形态，将不再够用。

　　所以我们必须从长计划我们最近几周打算采取的加强防卫的措施。我们的军事演习必须反映新的现实。我们必须考虑到整个东部盟区面临着新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在东南欧国家建立北约的军事存在。德国将在斯洛伐克为此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战争还让我们看到：北约必须保持其核威慑力。所以德国政府决定购买 F-35隐形战斗机。尽管如此：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我们将在《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内与伙伴国家就这一目标进行对话。作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观察员，德国还将与该条约成员国展开这方面的对话。

       我希望我们真诚地探讨如何为裁军步骤创造前提条件。对我们西方的联盟伙伴提出单方面要求是不可行的：只有所有拥核国家都采取令人信服的措施，真正的裁军才可能实现。而且，我们知道——现在情况很糟的是——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做法正是与此背道而驰。

但是，我们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我们的立场是强而有力的。因此我们清楚地知道，并且这一点也将根植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即：裁军和军控仍是我们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将裁军和军控视作对威慑和防卫的补充。

       这就意味着要通过联盟形成防御。这对于我们的行动力至关重要。我认为，„防御“说的既是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是保护自己的意愿。我知道，对于德国的许多人而言——对于今天在座的许多人而言，包括我自己在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防御“这个概念都是我们不太愿意谈及的。但是我坚信，我们的安全、我们自由生活的保障都取决于我们的防御。

       因此，国防的专项资金是我们迈出的重要一步，以此更快实现我们军队的现代化、为其配备充分装备，同时——这一点很重要——也加强我们共同的联盟能力。因为重要的是，我们的防御要与时俱进，而不能以上个世纪的标准来定义今天的防御。这意味着，如网络空间和稳定援助等问题在这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我们要为未来的安全考虑。否则我们也就不需要制定新的安全战略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要去解决核心的战略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在政治层面、可能也没有在欧洲范围内深入充分地讨论过。

过去，我们的战略问题一直是：我们是在遥远的兴都库什或者其它地方捍卫我们的安全，还是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捍卫安全？而在当今这个互联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不是远近择其一的。而是，我们既要近在家门口、在距离这里十小时车程的地方，也要在互联的远方捍卫自己的安全。

       我们现在看到，而且近年来也早已耳闻目睹：在一个数字化的世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已经完全模糊了界限。而我们的宪法中还作了分门别类的规定。现在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相信没有人此刻就能得出唯一的答案：未来我们对这些旧的分类作何安排？

       在„一带一路“倡议上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与安全密切相关的。我们定义了欧洲的主权，我们明确指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开展合作，在一切必要的地方保持自主。但是，只有当不完全倚赖于他人时，我们才能保持自主行动能力。这样的体会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全世界都是如此。在非洲、还有特别是印太地区——如果我们去看一下，中国在哪些国家大力投资电力供应，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那些地方也有关于主权、领土完整和国际法等方面的疑问被提出。因此，我们在未来几个月不仅要制定新的安全战略，还要制定新的中国战略。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的行动力来源于我们联盟的强大、来源于我们的防御力。同时行动力也意味着，在经贸和能源关系中不依赖他人、不会被敲诈勒索。这场战争也将这一点的严重性展露无遗。

       近年来，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反复强调，能源供应也是一个安全问题。整整八年前，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吞并了克里米亚。其实，我们现在重新讨论的很多问题，我们八年前就知道。今天在座的也有来自欧洲议会的与会人员。当时欧洲讨论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天然气指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分拆（Unbundling）的含义是什么？能效以及能源、气候与经济问题的相互作用意味着什么？许多智库——今天也有来自智库的人员在场——都曾进行过这样的探讨。

       而这一切的悲剧之处在于，这些我们原本是知道的，但后来却不了了之。当然，现在去说谁在当时知道什么、说过什么，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覆水难收，现在重要的是尽快把事情做对。因此，非常关键的是，联邦经济部、能源部尽一切可能、全力以赴，让我们摆脱对化石能源进口的依赖，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进口。但也不要又陷入对其他国家的新的依赖，而要在能源政策上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当然，我们也必须进口绿色能源。

       有一点很明确：我们要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更快转向可再生的高效能源。这不仅是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也是对我们的安全、从而也是对我们的自由的投资。

       这就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安全政策问题：气候危机。这同战争与和平这一挑战的严重性并不冲突，而是息息相关。气候危机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挑战。只有控制住了气候危机，我们生活的安全基础才有保障。我在这里特意使用了„控制住“这个表述，而没有说„阻止“。我们已经无法阻止全球气候变暖了。现在全球变暖已经超过1摄氏度。这就是为什么重要的不仅仅是„缓解“。这就是为什么，出于安全政策的原因——这也是詹妮弗·摩根和我们外交部的其他许多同事将与其他各部共同推动的工作——我们还要„适应“、还要关注„损失和损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面临全球变暖时，支持最脆弱的国家安全地走向未来。

       因为我们看到，气候危机如何进一步威胁安全，尤其是在脆弱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我们看到，特别在萨赫勒地区，极端天气事件、粮食不安全和移民加剧了国家间的危机。而圣战分子和有组织犯罪利用这种脆弱性作为推行自己权力和对他人仇恨的通道，从而不仅危及当地的安全，而且也危及欧洲的安全，这并非巧合。这就是为什么对外气候政策是我们安全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减排1吨二氧化碳、全球变暖每少上升0.1度，都是对人类安全的贡献。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自身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依赖关系。长久以来，我们奉行经贸联系多多益善的原则。现如今我们感受到，单一面向的经济定位恰恰会让我们变得脆弱。俄罗斯只是一例。有鉴于此，在讨论连通性或依赖性时，我们必须首先做到通盘思考。并非这部分是贸易政策，那部分是基础设施政策，还有一部分是外交和安全政策那么简单。不是的，所有这些是一盘棋。

       21世纪，我们的脆弱性也可能存在于欧洲接受威权国家数十亿欧元投资的高速公路、道路、电网和港口。因此，不论是在安全战略中，还是在本届联邦政府内部，我们都要共同强化对外贸易工具。这是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观外交的内涵是，捍卫价值观的同时也捍卫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原因在于二者息息相关。

       言及于此，我要引出第三个要点：我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工具。因为它不仅是防务安全的问题。军事之外，它还涉及很多其他问题。若想在21世纪的全球格局中站稳脚跟，我们必须优化手中的工具，使之契合时代的潮流——军事、政治、现实世界、数字世界以及技术方面的工具缺一不可。我们必须对安全建立全面的认识，且绝不流于表面。

过去数年和数十年，德国在全球事务中承担了广泛责任，在外交、危机防御、对外文化政策、体育、教育和发展援助合作方面都是如此。我深信，这也为我们的安全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是因为，德国的国家形象由此深入人心，我们的多样性相应地为人所知。

        过去这些天，我们已经看清这一点。说服那些迟疑着不知该持哪一立场的国家最终做出明确表态的，并不只是我们关乎欧洲的和平秩序、关乎国际法的疾呼，一同发挥作用的还有我们借助长年开展的外交工作、良好的关系网络以及倾听和自我批评的能力积累的一定程度的信任。虽未能四海皆准，但确实在很多地方奏效。这是德国全方位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结出的成果。

       对此，我相信所有人都心怀感激，履新外长职务的我本人亦是如此。但这也正是一种鞭策，我们应立足当前，未来更要再接再厉。外交、文化工作、教育、体育、危机调停，这些努力着眼长远、布局广泛，绝非一日之功，也是在为我们的安全早作绸缪。

       危机有多复杂，我们就必须拿出相应复杂的应对办法。由于当前供应链严重断裂且情况还将恶化下去，乌克兰不能对外出口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非洲国家也受到牵连。这导致那里的民众面临更严峻的饥荒威胁，不仅新冲突产生的风险陡然上升，假叙事也甚嚣尘上。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从紧迫的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利用内容丰富的工具箱来予以应对：外交努力、促进和平、维护稳定、经济合作以及向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实质性的资助。

       这方面当然也不意味着越多就越好。我们必须诚实发问，我们的工具应用起来效果如何，它们对维护地区稳定和我们自身安全的贡献何在？我想我们都认同，平均主义决不是最高效的做法。如果新任外长都不大清楚其他部委给某个国家提供哪些支持，那么显然这不是令人遗憾的偶发情况，而是揭示出我们有必要在外交、经济、能源以及发展合作领域大力加强协调。

       这一点，我们在联合执政协议中连贯的外交政策部分就已予以申明。各部委相互协调预算，而不是各行其是，这也将是我们安全战略的核心。

       女士们、先生们：

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我之前曾提到：未来最大的挑战注定是网络空间的挑战。我们意识到，网络已成为现代战争的核心战场。我们也看到，我们认为几乎过时的常规作战方式和手段仍出现在战场上。当然，重头的挑战还是相伴而来的网络战争和混合战争。

       这类战争可能具有溢出效应，我们现在还只看到端倪。比如黑客行为主义者，他们有可能令冲突再生波澜。而此时此刻，我们根本不知道应对袭扰的责任方是谁。从前炸弹或导弹袭击的是天然气管道，现在黑客袭击的是医院的网络。而且难度在于，遭打击的六个地点分布在不同的联邦州。谁应对此事负责？是联邦国防军、联邦刑事调查局，还是这六个联邦州？如果我们根本无从判断这是意外、还是袭击呢？

       这样的威胁表明：我们不只需要强大的网络防御能力，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也必须厘清联邦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机构、联邦和各州之间职能的划分与协调。

       女士们、先生们：

       普京罔顾国际法发动战争迫使我们直面亟须制定新的安全政策的现实。但我认为，也要看到的是：并非一切都是崭新的、不同的。我们必须更加敏锐地审时度势。我们还要总结自己哪里做的不错，哪里应该保持下去。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士兵参与的军事行动不再动辄距弗伦斯堡或弗莱堡数千公里之遥。尽管如此，他们执行的任务也依然重要。本着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重新定义我们的安全政策。

       我认为，就如我前面提到的，正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更要充满信心的启动这一探索进程。我们的底气来自同伙伴国家一道对普京发动的战争予以了坚定的回击。这些伙伴国家是自由的民主国家，同我们拥护相同的价值观和理念。不只是西方国家，世界上所有倡导自由和民主的国家都集结在一起，共同维护国际法、维护民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如果我们想证明，自由的信念比威权政权更强大，那么我们必须更高效地将我们的各项原则转化为实际的政策：鲜明的立场，坚定的行动以及灵敏、有效且与时俱进的工具是我们的抓手。

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审慎务实地行动。不搞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勇于思索、敢于争辩。我们要以明确的价值观为指引，为了确保我们能够自由地生活而努力，这既是为了当下的和平，也是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团结、民主的欧洲大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