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Version below)

　　距前任总理上一次访问中国已经过去近三年时间。这三年里，挑战和风险加剧，在欧洲和东亚是如此，对德中关系来说当然也是如此。三年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由于新冠疫情，二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这场战争给国际秩序、能源和食品供应以及全球经济和物价带来的严重后果。正是因为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并非这种形势下的选项，我启程前往北京。长时间以来，新冠疫情和北京严格的防疫政策使得这样的访问无法成行。此次面对面的会晤因而愈发重要。

　　此番访问，我关注的是下述五点内容：

　　1. 当今中国已不再是5年前或10年前的中国。中共二十大刚刚落幕，其成果释放出明确信号：与以往大会报告相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明显占据了更多分量。谋求国家安全即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连同谋求国家自主性未来将被赋予更多意义。显然：如果中国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同中国交往的方式也必须变化。

　　2. 不只是中国，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秩序构成严峻挑战。普京连对发出核武威胁都已毫无顾忌。他以此威胁越过全人类划下的红线。今年年初，中国还在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一同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明确表示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单单以核武器相威胁的做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负有特殊的责任。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北京向莫斯科做出明确表态非常重要。

这包括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哪个国家是另一个国家的„后院“。位于欧洲的乌克兰不应被这样看待，地处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国家也是如此。那里正在形成多极世界中新的力量中心，我们愿同那里的国家建立和扩大伙伴关系。过去数月，我们在国际层面展开密集磋商，不只同日本、韩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紧密伙伴，也同非洲和拉美国家进行沟通。下周晚些时候，我将访问东南亚并出席G20峰会。我访华的同时，联邦总统将到访日本和韩国。正是因为德国在冷战时期体会到分裂的惨痛代价，我们不愿看到世界上再次形成不同的阵营。美国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提出了正确的目标，即强调避免新一轮的阵营对抗。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这个拥有14亿人口和强大经济实力的国家未来当然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也的确是如此。然而，既不能像一些人要求的那样得出孤立中国的结论，也不能认为中国有权称霸或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3. 尽管情况有所改变，中国也依然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我们不想要„Decoupling“，不想同中国脱钩。然而中国想要的是什么呢？中国的„双循环“经济战略意在强化内部市场，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此外，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末的一次讲话中曾提出要加大使用中国技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此类表述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因此，我们将通过明智的多元化来减少单边依赖。这需要把握分寸和脚踏实地。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贸易涉及的产品既不缺乏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也没有危险的垄断威胁。更确切地说，中国、德国和欧洲从中同等受益。但是，在形成了有风险的依赖性的地方——比如重要原材料、某些稀土或特定的未来技术方面——我们的企业现在正拓宽他们的供应链，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为他们提供支持，例如，通过新的原材料伙伴关系。关于中国在德投资，我们也会根据这种交易是否会产生或加深有风险的依赖度来加以区分。这也是联邦政府在中国远洋海运集团（COSCO）以少数股权入股汉堡港一处码头这桩交易上采用的评判标准。由于有明确的条件，该码头的全部控制权仍属于汉堡市和港口公司。多样化以及加强我们自己的韧性，而不是保护主义和退回到自己的市场——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在德国、在欧盟。

　　在中德关系中，我们距离对等还十分遥远，例如在企业准入、许可证、知识产权保护或法律确定性以及国民的平等待遇问题上。我们将继续要求对等。如果中方在一些方面拒绝这种对等，这也不能不了了之。在同中国的交往中进行这样的区分符合德国和欧洲的长期战略利益。

　　4. 习主席今年年初在达沃斯说过：„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意味着也要允许和容忍矛盾。这意味着在相互交流中不回避艰难的议题。这包括尊重公民和政治自由权、尊重例如在新疆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台湾周边的紧张局势令人担忧。同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我们遵循一个中国政策。但这也包括对现状的改变只有在和平及相互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我们的政策旨在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平解决冲突、保护人权和少数群体权利以及自由公平的世界贸易。

　　5. 当我以德国联邦总理的身份访问北京时，我同时还有一重欧洲人的身份。这不是说代表整个欧洲发言——那样做会是错误的、也是冒昧的。而是说德国的对华政策只有根植于欧洲的对华政策中才可能成功。

　　因此，在我出访前，我们同包括马克龙总统在内的欧洲伙伴以及我们的跨大西洋伙伴进行了紧密协商。欧盟准确描述了中国作为 „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这三重角色，而对手及竞争的元素近年来无疑是增加了。我们必须通过拥抱竞争、认真对待作为制度性对手的后果并在我们的政策中对之加以考虑来应对这一现状。同时，也要探索在哪些方面合作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毕竟，世界需要中国——比如在抗击如新冠这样的全球性疫情方面。

　　在结束全球粮食危机、帮助重债国家以及实现联合国发展目标等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没有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坚决行动，我们无法赢得抗击气候变化的这场战役。因此，很高兴看到中方在扩大可再生能源方面制定了高远的目标。我将争取中国与我们一道特别亦在国际层面为气候保护承担更多责任。我们清楚，在气候友好型技术方面，我们亦处在竞争关系中——竞争最高效的产品、最巧妙的想法、对各自计划最成功的实施。但前提是，中国不对我们的气候友好型技术关闭市场。我们直面这场挑战。因为缺少竞争往往也意味着缺少创新。而从中受损的将是气候保护——到头来也就是我们所有人。

　　对于上任以来首次对华访问而言，这些是很多需要关注的内容。我们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地方寻求合作。我们不会对存在争议的地方避而不谈。这是德中两国坦诚交流的应有之义。